习惯了经济学思考之类的文章，汪丁丁先生的著的《我思考的经济学》是颇耐人寻味的。这本由三联书店出版的集子里，收录了作者在1996年夏季到1997年春季之间撰写的36篇非学术性文章，都与先生的“思”密切相关。用集子自序里的话讲，“我思，故’经济学’变成了我所理解和思考着的那个样子，它不同于至少不完全等同于别人所理解的’经济学’。”但是，在先生而言的个人问题，对众生来讲却是社会问题，先生以自己的方式增进着人类对世界的理解。
经济学是否科学之争由来已久。五个经济学家可以就同一问题提出一打意见，然而这正是经济学的魅力所在。经济学的真正价值不是那些类似于自然科学的传统经验，而是其创始人开创的经济自由主义传统。所以先生认为“新古典经济学的‘成本最小’或者个人的‘福利最大’假设，不能够涵盖个人选择的全部涵义”，“不能把道德涵义清晰地用数学公式表达出来。”先生忧虑的是“越接近现代，经济学传统中的，工具理性’味道越浓厚，及至今天，透过充斥着主流经济学文献的数学推导，人们很难看到苏格兰启蒙时期经济学家们的人文关注了”。这种担心不无道理，在当今美国的大学校园里，经济系的研究生们主要是训练数学“公式”模型的制作。研究宏观经济学的学生们几乎没人去读凯恩斯的理论原著，因为衡量论文水准的关键在于是否具备简明扼要的数学模型；而在中国，西方经济学也迷倒了一大批青年学者，他们探讨中国问题，总是有模型，有曲线，有抄录的中国数字，有临摹的外国逻辑，看起来十分奥妙精彩，读后却得不到任何启示。事实上，正如先生的另一篇文章的题目“实践高于理论”，经济学是经世济民的致用之学，不是令人观赏的工艺品。先生再三重申“我反对的是不思考的经济学……那些毫不顾及中国经济的各种运行机制而计算出来的‘货币流转速度’有什么经济学意义吗？”这让人想起里昂剔夫在纪念A．史密斯逝世二百周年大会上的大声疾呼：经济学不是数学，也不是修辞学！”。
在最高境界里，经济学不是一堆结论、一种逻辑，而是一种信仰、一种文化。除了对经济学本身的思考，汪丁丁先生对生活的思考也处处流露出学者的睿智。《从麦当劳餐纸说起》、《菜单成本，灵活生产，人力资本》以及《讲故事的逻辑》等经济杂文写的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经济学，因为熟视无睹，我们忽视了现象背后的本质，而先生则以他的敏锐给我们“复原”了一个精彩世界；《山长水阔知何处》、《茅屋为秋风所破》以及《生命诚可贵，制度价更高》等文章真正触及了我国正在进行的通讯、住房、医疗制度改革，汪先生举重若轻，用最基本的经济学原理剖析了最复杂的经济问题。借助于先生的经济学，我们可以洞察到经济究竟是如何运转的，以及制度形成的来龙去脉。先生没有回避改革中本质性的困难，相反对那些持有“但求面君，一言以兴邦国”想法的学者提出了严厉批评：“社会主义各国的改革，如此艰难，如此漫长，如此痛苦，难道唯独我们中国人幸运，不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，可以靠了策略上的聪明绕过本质性的困难？”，这样的诘问不仅振聋发聩，而且理直气壮，让人想起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曼的举世名言：“天下哪有白吃的午餐？”。显然，这已不纯是经济学意义上的批评了。
“历史之谜”的谜底蕴藏在经济学的领域中。但是汪丁丁先生思考的经济学，始终充满了哲学的思辨，准确地说，应该属于经济哲学的范畴了。这两种学科的结合一方面体现在方法论上，比如汪先生坚持认为：“经济分析限于对行为的分析，把对思想的分析交给哲学。对规则的分析需要分析行为与思想的转换，所以需要经济学也需要哲学”。另一方面先生特别关注经济运行规律中人的发展问题，正如经济学家马歇尔所说的“经济学是研究财富的一门学问，也是研究人的一门学问”。在先生看来，人的市场行为、精神因素以及价值观念的变化对经济影响巨大，经济增长要与人的发展、社会进步结合起来，即要完成“理性经济人”到“理性生态人的”的转变。尤其发人深省的是先生对生命存在意义的求索，这样的问题历来是人生哲学、价值哲学探讨的话题，因此被排斥在经济学理论之外的。先生“从亚洲的一个角落游荡到欧洲的一个角落”，为的是继续寻找一个“我的梦”，最后在南太平洋岸边，在夏威夷的棕榈树下，先生对人生超越方式思来想去，总也逃脱不了“天不变，道亦不变”的“恶性”循环。先生感慨良端“我找不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向，又不愿意停留在平凡里”。我们在此感受到的，与其说是一位经济学人的求道，倒不如是一名哲学家的执着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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